宗教界對當前「宗教立法」議題應有的了解與共識（一）

第一章　宗教立法牽涉人民的信仰態度與國家宗教發展甚鉅，宗教界須謹慎而積極地了解並提供意見

一、宗教的價值與宗教自由的真諦：

「宗教」，依於一個中性而精要的定義，乃是「指人與其認為『神聖者』的關係」而言，此中的「神聖者」，可以是超人格的覺者、超自然人格化的神，或具有任何超能、神秘力量的生命體或非生命體。而所謂的「與神聖者的關係」，意指基於對該宗教之經典或教義的仰信，為尋求今生或來世生命的安頓與超越、靈性的歸趨與淨化等目的，而進行的一種禮敬、祈禱、正確聞思、實踐修持與道德（律法）軌範，以及參與宗教團體或宗教活動等行為，或生活方式而言。（參考《宗教辭典》任繼愈主編，恩楷，2002、7）可見宗教乃是一種個人極內在心靈，對宇宙人生之終極原理與價值的超世俗性之絕對信仰活動。此種心靈活動能使人類散發出謙卑、諒解、道德自律、洞悉人生、體認生命意義與生活目的，勇於面對困境、慈悲為懷、民胞物與，實踐人性終極關懷的人性光輝。宗教不但先於國家、法律而存在，亦是一切人類道德與法律的先驗基礎，可以說是比道德和法律更為自覺、自發而有效的社會安定力量與心靈提昇根源！

根據二○○二年四月十一日的世界衛生組織的秘書處報告，截至二○○二年止，全球共有4.5億人罹患某種類型的精神或腦疾病，平均每四個家庭當中，就有一個家庭內至少一名成員受到侵害（這其中有1.21億人患有憂鬱症）！而當年的世界人口約60億左右，換言之在今天的全球人口中，每14個人不到，就有1個人是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！而且世界各國對該病的負擔正不斷增加中，光美國每年因精神病的耗資就佔了國民生產總值的2.5﹪（約一四八○億美元！）；而英國在這方面則約有三二○億英鎊的耗資；而日本（二○○一年）在這方面則約有十四億五千萬美元的耗資；至於台灣，以二○○一年為例，在這方面則約有一百四十三億台幣的耗資（台灣及日本的數據，參見二○○三年十一月一日 行政院衛生署署長陳建仁在「精神醫學會」年會上的報告——〈台灣心理衛生與精神醫療政策之回顧與展望〉中，頁28「我國心理衛生資源與各國比較」）！再者，此類疾病更造成全世界每年有80多萬人死於自殺，其中年輕人更處於最高風險群中，佔所有自殺人數的一半以上！此外又根據世衛組織於二○○一年四月七日的「世界衛生日」上所公佈的一項專家預測報告稱：在今後的20年裏，全球精神病患者將大增，至二○二○年精神性疾病將成為導致死亡和殘疾的第二大原因，其中精神憂鬱症，將成為危及人類健康的第五大疾病！該報告還表示，類似像美國、日本這類高度經濟發展的國家，是憂鬱症發病率最高的國家，而非洲則發病率最低！根據以上的統計資料我們可以看出來：社會經濟愈發達，人民的精神壓力必然愈大（如美、日），因此精神方面的疾病將會愈發的增加。同時一個國家要為此類疾病所付出的財力、人力及家庭、工作、社會等方面代價，也非常非常的龐大！然而，如果一個國家的宗教能夠發達、興盛，則透過宗教淨化與撫慰的力量，不但能減少精神病患的醫療時程與費用，增加治癒率減少復發率，而且最重要的是，透過宗教的心靈淨化功能，根本就能事先化解精神病於無形！如此一增一減的效果相加，則宗教能為國家社會在精神疾病的醫療與預防方面所提供的貢獻，那就非常的可觀了。更何況這些宗教的醫療與預防效果，都是各個宗教本然的功能與使命所推動，根本不花國家社會一分錢！

換言之，宗教在二十一世紀，已不應該再被看成是可有可無的社會附屬品了，面對著二十一世紀來勢洶洶的精神病襲擊，事實上宗教早已在有形的急難救助等傳統社會公益工作之外，悄悄地站在維護國人精神健康的第一線上在努力付出了！看看我國隨處都有寺院、宮廟、教堂在做人民的精神支柱，全國有許多宗教所設的醫院與學校，正在為提昇國人身、心、靈三方面的健康水準而努力，此外更有二十四小時不停播放的宗教電視台，隨時隨地在提供著宗教的心靈泉源與神聖教誨給我們的國人，讓我們的國人對生命與生活，有著更豁達而光明的態度去面對他自己的人生，從而使他能在這日趨複雜與競爭的社會中，保持一個健康積極而又善良淳樸的心靈。有了這樣的健康心靈為基礎，不但能為社會國家帶來進步與安定的強大力量，同時也能進一步地提高國民的生產力，以及國家的世界競爭力。而這些，同樣未花國家社會一分錢！憑良心說，我國的衛生、醫療等政策及建設，與西方及日本等先進國家比起來，並沒有領先或太特殊之處，然而根據我國衛生署於二○○二年八月所公佈的英國經濟學人信息部，利用十三個健康指標，針對全球二十七個主要國家所進行的健康情形評比，台灣竟然僅次於瑞典而高居世界第二（日本第四、南韓十三、美國則為二十）！這其中宗教所提供的貢獻絕對是不可小看的！我們甚至可以進一步的說，在未來的世紀裏，一個國家國民的健康指數乃至國家的文明發展與國力的總體表現，固然可以從醫療的建設、經濟的指數以至政治、國防等的具體數據來評估。然而其國內的宗教健全發展與宗教活動的發達等等，亦將漸漸地對國家力量的總體表現，提供其非常重要的助緣與貢獻，其重要性的比例不但會逐漸的提高，而且甚至會成為國家競爭力的重要評估指標之一。因為良好的宗教發展，必能提供給一個國家國民健康、高尚、旺盛與恢宏的生命力、道德感及人生觀，在相同的政治、經濟與教育條件下，則宗教自由、發達的國家，必然比宗教相對不發達、不自由的國家，更具有國際競爭力！

在此意義上說，宗教對一個國家而言，事實上是有藝術文明與精神文明乃至科技文明之強大「生產力」的。我們甚至還可以進一步從一九○一年至一九九六年這九十六年來共639位諾貝爾獎得主的宗教信仰有無，來看出宗教對人類文明的具體貢獻有多大。據統計這六百多位得主當中，只有21位是沒有明顯宗教信仰的人，另外618位共佔97﹪的人都是有宗教信仰的（見大陸《人民政協報》2002年6月29日報導）！可見宗教信仰對人類文明發展的內在推動力是絕對超出想像的。

宗教既有如此的價值，因此宗教信仰自由不僅為世界各國憲法所明定，世界人權宣言第十八條亦明定：「人人有思想、良心與宗教之權，此項權利包括其改變宗教或信仰之自由，及其單獨或集體、公開或私自以教義、躬行、禮拜或戒律表示其宗教或信仰之自由」，足見宗教信仰之自由，已成為普世之價值。而此一「宗教信仰自由」的建立，在人類自由權的發達史上，亦極具重大而根本的意義，因為舉凡言論、著作、講學與出版等自由權的建立，也都是以「宗教自由」為其先驅的。這也就是為什麼當西方各國在考察一個國家的自由與人權發展時，率皆會以「宗教自由」的程度為其重要指標的原因。